习近平会见普京

　　中国人是最喜欢以史为鉴的民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曾灵活运用有2500年历史的《孙子兵法》；与孙子大约同时期的孔子，为后世留下了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思想的核心。

　　所以，当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时，他对古代历史符号的借用并不让人意外。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一带一路”通稿里写道：“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 引用悠久历史来支持新学说一向是中国人的长项。

　　这里的新学说是“多极化”，也就是世界是由(或应该由)多个具有吸引力的极组成。与之相对的是(由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

　　多极化是种政治思想，但它的含义远不止大国关系。它否认世上存在某种万流归宗的理想文明。因为世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所以不同人民对生活、自治和谋生有不同的想法。各国的历史都值得尊重，不存在所谓“正确的”通往未来之路。

　　欧亚主义是一种从历史中复兴的思想。近期的历史研究重现了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古代丝绸之路。已故的美国社会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提出，从13世纪到14世纪之间，在蒙古强权的庇护下，西北欧和中国之间存在八条相互重叠的“商贸线路”，它们构成了当时的世界体系。

　　阿布-卢格霍德认为，在旧有商贸线路的基础之上，西方建立了帝国主义；伊斯兰教跨越了地理和政治边界；中国和印度的移民也走向世界各地。

　　如今，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欧亚大陆有机会从历史的沉睡中觉醒。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东地区的政治灾难，使西方放低了过于自信的姿态。与此同时，欧亚大陆的两大潜在建设者——中国和俄罗斯——似乎开始追求共同的利益，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中国恢复“蒙古主导之世界秩序”的动机十分明确。中国过去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商品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西方经济受长期停滞的威胁，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不断上升。而且，虽然中国领导人了解经济从投资与出口转向消费转型的必要性，但这样做可能产生风险。重新调整投资和出口方向，朝欧亚大陆腹地开拓或许是另一种选择。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生产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省份转移。新丝绸之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天然出口。发展“一带一路”，运输和城市基础设施都需要巨额投资。降低运输成本将开辟新的贸易市场，这一点与19世纪没有什么不一样。

　　俄罗斯也有经济动机去开发欧亚大陆。作为现代化和经济多样化尝试失败的国家，俄罗斯至今仍主要依靠出口石油产品换取进口制成品。中国为俄罗斯的能源提供了一个可靠且不断扩大的市场。要挖掘欧亚大陆的经济潜力，就需要建设巨大的交通项目，这有助于俄罗斯重振苏联时期工业工程的雄风。

　　截至今年，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倡导者认为，这个含有防务元素的关税同盟是各国出于自愿原则组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它以欧盟为蓝本，朝着恢复苏联疆域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个项目旨在拔除西方冷战“胜利”后插在该地区的尖刺。

　　俄罗斯的官方舆论对欧亚经济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表示期待，其构建的“大欧亚共同体”将保障“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邻国安全稳步发展”。5月8日，普京与习近平在莫斯科签署合作协议，计划成立一系列中俄合作政治机构、投资基金、发展银行、货币体系和金融系统，以服务于连接中国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广大自由贸易区。

　　这个梦想的现实性如何？俄罗斯和中国都觉得自身处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包围圈”中。中国以晦涩的语言表达了它的反霸权目标，是确保“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并尊重“各国选择的不同发展模式”。

　　而俄罗斯方面，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普京明确地提高了反美调门，认为乌克兰是西方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典型例子。增进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强化协调，将减少中俄受外界干扰的脆弱性，并发出信号：世界强国的新中心正在崛起。

　　中俄这两个老对手曾在中亚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如今却共同寻求将西方势力挤出该地区未来的发展图景，这或许也算得上西方政治家非凡的“成功”。美国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阻挠中国获得决策影响力；阻止俄罗斯加入北约，错过了将中俄拉入单一世界体系的机会。这使得中国和俄罗斯不得不在对方的陪伴下寻找新的未来之路。

　　中俄之间的权宜联姻是否会产生长久的同盟——或者像索罗斯判断的那样，将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都还有待观察。在哈萨克斯坦，势力范围问题已经显现出来；而且中国一直在双边协议中尽量多占俄罗斯的便宜。不过，中俄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拌拌嘴，也好过忍受西方的“教诲”，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 (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英国上议院议员  译自《世界邮报》)